跟百歲老人講話

林運福校長訪談：

林運福，105歲，曾是鍾靈學生，當年抗日的時候，我是permatang tinggi的人，當時去檳城是讀書，讀完書後回到大山腳。
工作是到處去，最先是在浮羅山背教書，後來來到pt當校長，聖瑪利亞小學當校長，後來聖瑪利亞小學，後來因為移民新村，聖瑪利亞把學校送來新村，那麼在新村當小學的校長，我在這裡差不多一生人都在這範圍裡面生活。
因為我是這裡的天主教教友，所以我來，我的老家是在馬章武莫bukit teh那邊，那麼我小時候每天，走3英里來這裡受教育，在聖瑪利亞讀書。
下午3點鐘，走3英里回去bukit teh，3英里是走山路，那麼後來長大了，來這裡當校長也當新村的小學校長，那時候差不多整世人都在permatang tinggi。
那個時候，這裡相當恐怖，因為抗日軍，在爪夷山上有基地，他們走山路常常晚上來峇冬丁宜，我住在靠近他們走路的地方，我在教書的時候是住在這裡，所以很恐怖，因為怕，怕被殺。
有一個朋友本來在爪夷山上割膠的，後來不知道為什麼，他那時候不敢去，後來在家裡，那個抗日軍到他的家把他謀殺了。
那時候沒有防身，所以怕，那時候我也有30多歲，那時候我對日軍很憎恨，又無能為力，沒有能力。
這個新村的時候，剛要開始移民的時候，這裡一個人民去contract新村的圍籬建築，這個人也後來被抗日軍殺了，後來進了新村，剛剛開始的時候，那個英國人有派一個英國人做移民官，那麼移民官一管峇冬丁宜、無蠟筆、馬章武莫那裡，所以每個地方放一個副的華人，所以這裡的第一個華人副官員，也在咖啡店被抗日軍殺掉，所以你看恐怖不恐怖。
有一個時候孫中山來這裡，我們沒有資格見他，他來很快就離開，當時他來是要支援他們。
那時候因為我有3個孩子，所以要栽培他們，我們的生活也不好，所以還是要照顧自己的家，日本失敗了，我們就很高興。
我覺得，應該中國數十年來應該是發展得很好了，中國越來越富強，希望能取得更多成就，也希望馬中兩國情誼繼續保持下去。
目前還是會留意新聞，我現在是老了，自己有一些病痛，不大管這個國家的事情了，因為要照顧自己，眼睛完全不能夠看報紙了，大字也看不清楚了，好像招牌也看不清楚，我看你也不很清楚，聽力也有問題，所以我帶耳機助聽，我的右邊完全沒有用了，只有左邊這一邊。
我在1938年當老師，是在1979年退休，我剛退休的時候只有600令吉退休金，因為我1979年退休，78年我才被納入退休金制度，我才領到薪水1300令吉，過去，到77年我的薪水是150令吉而已。那時是EPF制度，我的薪水只有150令吉一個月，一生都是在100令吉左右罷了，只有在78年，我才領到1300令吉一個月，那麼到1979年我的退休金是600令吉。那麼現在一年加20、30令吉這樣，加到現在我105歲，有1500令吉。
保持身體，我沒有什麼秘訣，吃照常吃，我有學一點按摩，按摩這個頭部，我也有懂得怎樣保持我的心臟，就是按摩兩邊的手。
按摩的書告訴我，這個按摩有影響我的心臟，所以我一直都保持按摩，各種按摩我都有學一點。心情就要經常保持愉快。
我很樂觀，我也不計跟人家計較什麼，我可以很原諒人家。
我認為，我當教師的時候，我認為說我應該是要把人家的子女教得好好的，所以保持這種心態，這就是最基本的原則，我們做教師的責任。
日軍當年沒有找我來問話，因為那時候日本來的時候，我去住在浮羅山背的山上，我知道他日本一直要找鍾靈的學生，所以我的岳父，在山上有一塊地，有屋子，所以我常常是住在山上，在樹林裡面，避開那一段時間，直到抗日完了才出來。
那段時期，我沒有改名換姓，也沒有人知道我的名字。
很多鍾靈的英文教師，以為他們是教英文的，他們沒有做抗日的事情，他們出來，給日本弄去了。
我在浮羅教書4年，2年在聖心小學，2年在崇德，聖心是教會辦的，崇德是眾人辦的。我在聖心教普通科目。
我1938、39年在聖心。
我在日新讀過2年的書，二年級、三年級，因為我是住在馬章武莫，所以一年級我在馬章武莫啟新學校讀一年級，後來因為要走山路，要從bukit teh要走去啟新要走2英里，後來我的爸爸就把我送到大山腳，我的姑母的家住，所以那時候二年級就讀日新，讀到三年級，後來峇冬丁宜，教會開始辦聖瑪利亞小學，我的爸爸帶回去讓我來聖瑪利亞讀四年級，一直到六年級畢業，每天要走山路3英里，走山路來這裡受教育。
讀到六年級，畢業以後，爸爸說沒有能力，因為那時候第一次大戰以後，這個樹膠很沒有價錢，行情很壞，所以爸爸說沒有能力給你去讀書，所以我就留在家裡割樹膠，割了一年，後來這個樹膠的價錢比較好一點，好像一百斤有8令吉，所以爸爸就給我去鍾靈讀書，所以在家割膠一年，然後才去鍾靈受教育。
那時候我們在那邊，在檳城，跟幾個朋友租一個房間在中路的咖啡店樓上，要每天踏腳車去kampung baru鍾靈讀書，踏腳車去的時候很少車的，腳車是最方便的。
後來讀到那時候讀完了鍾靈，那麼就出來教書，那時候沒有什麼特別的工作，出來就是當教師。一直到退休。
我有一個男孩子在吉隆坡，女孩子一個在英國，嫁給英國人，一個女孩子小的在新加坡，他們有時候回來，新年會回來過年。
我現在我的生活也靠他們幫助一點，因為我1500令吉不夠開銷。
這個屋子在1969年建造的，那時我在這裡當校長的時候，那麼一個學生的家長，他是做洋灰工作的，他特別來替我做這間屋子，我花了1萬3000令吉，半磚屋，樓上是木板的，樓板也是木板的。
退化，老了，現在外面的食物我都有，家裡煮的也有，好彩這個女的照顧我，因為她從小沒有父母，一直在我們的家，所以她願意照顧我，我算是很幸運，有一個人照顧我，過這個老年。
我多數是去外面買來吃，家裡沒有活動，因為我不能走動，還能夠有什麼活動？會聽一點歌，不多啦。
沒有辦法，就是坐著，或者睡覺，生活很無聊，沒有辦法，因為主給我的年齡這麼高，要做什麼？根本是沒有用。接受它，沒辦法不接受。
每天我有祈禱，我每逢週六是去大山腳聖安納教堂，因為進堂有輪椅的斜坡，今天（週六）下午如果沒有下雨，我會去。
因為有時我睡到很遲，差不多8、9點。每天晚上11點的新聞完了，我就睡了。睡覺的時候不會夢到很多東西，很舒服的睡，一覺到天亮。
人不要老啊，老又有病痛，真是很難過。
有時也回憶以前的東西。
因為看不清楚，不能寫字，同時你沒有看報紙，沒有看字，很多字的寫法忘記了。很多都忘記了。
現在很少有朋友會來家裡跟我聊天，很多都走了。

送別殿哥 黃承殿

 今天送別我曾經同Office有一段日子的前同事換成點。

承殿，是一個在大山腳報界、新聞界、社團、政界，許多人都認識的前輩，他於去年下半年開始身體不斷出現水腫的情況。

從雙腳，到雙手，身體肚子也胖了一圈，臉也是，就像他生前自我開玩笑說的那樣：我好像米其林（輪胎）。

病痛，還不忘自嘲，我想這就是他面對人生的態度，很多事情他都是看得很開，也許年輕時對一些事情非常堅持，但人到了這個年齡，歲月讓他更懂得善待自己。

可能就是太會善待自己，所以他對美食都來者不拒。到了九月才進出大山腳醫院多次，再來是十二月進入檳城中央醫院治療。

進入不同的醫院，我都各別去看他幾次。

在檳城中央醫院，我們就聊得比較久。

那時候，他告訴我前一天有二十多年沒見面的兒子來看他，還給我看照片，而他之前所說到的一起經營咖啡店，後來也有些意見不合的妹妹和妹夫，也和那位兒子一起來探望他了。

那張他出示給我看的照片裡，看得出他很開心高興，好像人生沒有了任何遺憾。一切圓滿了，我說。

我說，這樣不就好咯，大家都團聚了，以前的事過去了。

承殿在醫院時，還記得在大山腳的醫院那次我也問他，會不會看到很多病人被扛出去？他說很多，幾乎每天都有。隔壁的有的今天來了明天就打包被扛出去了。

這讓他直接看到生命的無常，人在世界上，活著能有多一刻就多一刻。曾經也說，他父親還健在，就要努力振作。問他住院的時候想什麼比較多？他說是想健康起來，好起來。好了過後就要照顧。

期間他的確消腫了，也出院，但是不久又水腫了需要治療。

感覺上他對於自己的身體感到氣餒。

在檳城中央醫院時，他說自己不怕死，一切安排好了，比如他說已經交給阿榮（棺材佬）處理，出院後就把車割名給家人及EPF等。

1月12日，他去世的前8天，中午還打電話給他問他說肝癌是真的嗎？我看到經理貼文；他妹妹在電話裡說是肝硬化，然後，26/1和5/2要去看醫生抽血、複診。

再三叮囑他要記得問醫生是什麼階段了，如果是癌症的話。不過他說，醫生告訴他還有3-5年的時間，沒想到20/1早上就去世。

人力資源部長兼大山腳國會議員沈志强代表，與報界議員名人善士組織聯合致祭，主祭陳衍財。

威省報界協會致祭，主祭洪東凱。

中國報同仁致祭，主祭劉峻賓。

承殿生前最重視老總，《中國報》前總編輯拿督張映坤（前右3），在承殿舉殯前一天，專程從吉隆坡，自己開車北上，來到大山腳在承殿靈前上香。他也瞻仰了承殿的遺容。

舉殯那天，是1月24日星期三，大約有逾百人出席送他最後一程。

親友加上來自政商界，新聞界，很多生前好友都出席。除了跟他共事過的報館同事也包括同業同行，他退休後，在Dell工廠泡咖啡的龍老闆（Eric），他在巴東色海經營咖啡店時的阿成，Ah Seng燒鴨攤主。

我還曾經托他承殿的福，有機會去完成一項「吃好料」的採訪，就是訪問這攤用心做好美食的燒鴨攤老闆，還記得清晨4點就起身，開車去到巴東色海，就等拍攝他開店做生意準備的視頻畫面。

這就是緣分，原本毫不相識，因為他而相識，也有緣吃上這麼好吃的燒鴨，個人覺得比著名的魯乃燒鴨還好吃。

承殿出殯，由我這個「Ginna」來採訪，我在前一天在瞻仰他時說「Ginna，安息了，殿殿殿殿殿 殿殿 殿殿殿殿殿 殿殿；最後一次跟你這樣開玩笑啦」。

全程最難受的畫面，是在爐前。這時我已停止記錄視頻和拍照。

棺材緩緩送進爐的那一刻，他兒子跪著在地的，高聲告別和痛哭得無法自己，那一刻崩潰。

而我和光明日報的同業記者鄭智鍵，在一旁看在眼裡，靜靜的，幾乎整個空間只剩下他的哭聲。

沒等棺材完全進入，這畫面實在太難接受，我也就別開，走到外邊去，中午陽光暖暖的照射在這片義山上，遠遠看見生前稱承殿為師傅的羅俊耀，我的同事，中國報業務發展執行員，獨自一人走在火化場建築旁。

心想此時他應該也是在淚流。

黃承殿這個Ginna，每次就是講不聽。

在office每天下午都打包各種各樣的冰水咖啡上來，而且每次一定預我的份。

有一次我想跟他說，下次別包了，很甜又飽，但是後來又沒有講，因為想到他還有幾年即將退休，就想說由得他吧。

有時還打包炸糕，或者說要去吃Sentosa的Mee Goreng，就帶我一起去吃，或者有時候我們去石山吃下午的Laksa。

疫情前，我們中國報的office是在kampung baru的pusat perniagaan maju，和南洋，光明星洲同一棟，樓下是我們同業之間一起活動的地點。

一起同在一間Office的時光，還包括每到下午，採訪工作和上稿告一段落後，我們都會聚在樓下的711，在走廊那小小的圓桌上，或站或坐，三五個人喝咖啡聊天，嘴饞就買零食咬。

有時候就會換地點去樓下龍老闆的De Chef Fusion餐廳裡吃喝。因為要做網站，所以我拿電腦下去，邊做網站邊聊天。

比較多的時候，是我、昇春、承殿、智键，有時，參與的人會包括東凱、必强、玉燕、維新、伍安，偶爾還有我老婆、光華的人，包括文傑也一起。有時陳宗興也會join。退休後的洪木久偶爾也會來參與。洪生之前喜歡稱呼承殿「奇才」。

我總是很珍惜這個時光。不時就會拍照記錄。

人生其實就是減法，無論是什麼都是不斷在減少，你只能珍惜每一次及每個當下，熱愛生命及所帶給你的一切，能活著真的很好了。

承殿後期在中國報是擔任業務部職員，負責招攬廣告。

每當到了要廣招廣告的季節，比如報慶、子網推介禮、新年等等，他都會花一整天的時間，在自己的桌位處，做好一封封的信函。

他把每一個商戶的名字和地址打好在word檔，打印出來，切割出這些名字和地址，張貼在信封上，再把邀請刊登廣告的信件蓋章後，裝進信封裡，粘合起來。

然後就會花好幾天的時間把這些信件交到商戶的信箱，交給人或代表，除了本地大山腳，他還特別開車去到外坡派送。

我問他為何這麼做，現在不是WhatsApp問就可以了嗎？他說，這種做法是表示誠意，第一輪先發出去。過了一兩個星期，他就說自己開始「收網」了。

那時報慶他拿到許多商戶的廣告，我就替他開心道，哇，大賺了，可以過個豐收年。

他在office也經常打電話給商戶跟進廣告事宜，或者商戶打電話來找他問東西，他都是小聲說話，很有禮貌及客氣的跟人家談。

他很多時候是跟學校老師接洽比較多。搞十大義演的時候更是忙得一整天不見人影。因為他要跟人家開會，談東西，有時忙到來，他回到office時已是我要下班離開office時。

他倒在椅子上大睡。如果聲音吵醒他醒來，就跟他說「殿哥我走了」。早上來到office如果他有在，我就說「Morning殿哥」，然後一邊聊天一邊進入工作的狀態。

他有不懂的電腦東西問我時也非常客氣，我就特別喜歡作弄他，客氣什麼！還叫他你明天不用駕車來了，踏腳車來就好。有時他說得不清楚，我就過去他的桌位幫他弄電腦的東西。

有時我需要一些聯絡人或者一些地方資料，事件歷史背景，就問他準沒錯。他如果不懂，我就捉弄他「這個也不知道，做什麼LJ記者」，他總會靜靜看著你，巴著嘴好像受委屈那樣。

他說，我有在的時候辦公室就很多聲音，平時他和另一同事就沒什麼講話。

有時就問他以前工作是怎樣的，他說以前拍照用底片，拍了的照片拿去大山腳火車頭街的總統照片店那邊洗，照片都是在暗房裡洗。有時拿警察的照片也在暗房裡拿。

那個年代很競爭的，各報社都在爭獨家。

他轉做業務的時候，有時我就在週假時，跟他的車北上去亞羅士打學校談活動合作，派信件等等。然後吃當地的美食了才會回去。

坐過他的車的人都知道，他開車非常慢，小心翼翼，甚至有人說會睡著。

他那時也是有從事旅遊業，負責開旅遊客貨車去載人旅遊，有時去蠻遠，比如去到熱浪，或怡保等等，他的工作就是載他們去玩，載回來。

他只在週假時去。

那時候還記得有一批越南廠工，非常喜歡坐他的車去。